摘要：回族女性研究是中国妇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回族女性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本文着力于回顾既往回族女性研究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展开历史追溯与反思， 就回族女性研究的内涵、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研究的意义与作用、研究的方法、理论构建、学术素养等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追溯中反思我们今后研究的拓展方向，力求为未来回族女性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女性研究是西方国家中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的产物，它最先形成于美国，并快速传播到北美和欧洲的其他国家，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妇女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8 世纪80年代，但直到90年代妇女研究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论及人们对少数民族女性的研究，尤其是对回族女性的研究，则是近十年或者说是近五年以来才逐渐有所触及，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亦不断扩大，开始从以往比较关注的婚姻家庭、教育等范畴，向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拓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亮点，同时相关研究的专著、论文相继问世，如2002年水镜君女士的《中国清真女寺史》一书，从清真女寺这一宗教视角，阐释了中原回族女性的宗教信仰、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等不同层面的文化内蕴，拓展了回族妇女研究的视域。但总体而言，回族女性研究成果在学术研究领域，仍可谓少之又少，究其原因种种，可概括为三；中国回族文化背景下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与实际操作相关的方法及研究梯队问题。
　
　　一、回族女性研究的文化背景

　　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回族文化的内涵中，伊斯兰教以其幽玄的哲理、古老的历史和巨大的能量，凝结了现今中国大地上980多万（据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回族人口9816805人， 其中男性5002072人， 女性4814733人）的回族人口，并以其缜密而集体意识极强的宗教文化，成为每个回族心灵的仰止。

　　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就其来源说，它无疑是从国外移植、输入的，但它作为中国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其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历史下的产物，是中国回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可以说，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织融合的结果。这其中，既有文化的融合，也有民族的融合，前者，保证了回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立足于中华大地；后者则是回族形
成、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唐、宋、元时期来华的“蕃客”、穆斯林中，绝大部分是男子只身前往中国，他们散居全国各地，与当地女子通婚、建立家庭。这些嫁给穆斯林男子的女性，绝大多数改奉伊斯兰教并遵守其风俗习惯，成为新的穆斯林成员。这种“通婚”形式，使回族女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中国封建文化的土壤之中；其次回族形成之初，正是汉族宋明理学中“男尊女卑”观念发展的高峰期，可以说，中国封建礼教的烙印从一开始便相随于回族妇女社会发展的始末。

　　在回族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为了更好地寻到能与中华文化相融的契合点，明末清初以来，回族学
者把儒家的纲常名教纳入宗教实践之中，充实和完善了自身信主命、重三纲、守忠孝，提出与“天命五功”并重的“人道五典”（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有别、长幼之序、朋友之诚）为内容的社会伦理观。把“忠”、“孝”、“节”的封建礼教观深植于回族女性文化，使得以男性为中心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的回族女性长期处于卑下与服从的地位。这种语境下的回族女性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被轻视、漠视，回族女性文化被置于寂寞的角落，遭到男性文化的无情分裂与驱逐。尽管回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女性的身影历历可见，但无不是作为一个对象化的他者形象而存在，做为回族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意识、社会成员普遍性的经验等等只仅仅是回族男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及回族男性的经验，而回族女性的价值观、意识和经验是被整体社会淹没与深埋的。囿于此，在对回族女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宗教文化渗入回族女性研究的一切领域。使其呈现较强的民族性与宗教性。这一文化现象，是回族女性社会研究的特色所在，但从另一角度，也使回族女性研究在某种层面上举步为艰，成为回族女性问题研究寥落的重要内因。

　　近年来，随着各民族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运动的深入，及社会性别平等敏感度的提高，回族女性文化偏落的普遍性有所减弱，而这种态势在中国回族聚居区又呈现自西向东逐渐弱化的趋向，就总体而言，回族妇女的生存境域仍不失为男性主流社会。

　　总之，对于中国回族女性，它有三种文化背景：一是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大背景；二是以中国儒、释、道为核心的文化小背景；三是以回族民族文化为中心的主体构架。了解西方文化，可以从全新的视角认清女性世界的发展历史，弥补生长在本土区域文化的局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从思维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取舍、人生选择定位和心理态势等方面，由反思而开拓未来。了解回族社会文化，则可从民族特色文化的领域，促成回族女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回族女性研究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回族妇女研究， 是指以回族女性和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领域。它既包括上升到大学科
体系的“妇女学”，也包括针对社会中各种回族妇女问题所进行的学术理论活动。回族女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解释回族女性现象，解决回族女性问题，预测回族女性发展，推动回族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同步前进。

　　中国回族女性研究是从性别及民族学视角下建立起来的边缘性综合研究视野。其研究内涵应该包括：（1）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回族女性自身特点和行为的女性人类学。具体为：回族女性生理学、回族女性心理学、回族女性生活史、回族女性的生育健康、回族女性的婚姻家庭、回族女性的教育、回族女性解放史、回族女性未来学、回族女性的经济生活、回族女性与人口、回族女性与环境、回族女性与文化、回族女性与宗教等；
（2）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回族女性与男性、回族女性与发展、回族女性与社会关系的女性社会学。具体为：回族女性的存在方式、回族女性的社会角色、回族女性的社会规范、女性社会地位与社会发展等等。回族女性研究是中国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妇女研究起步较晚，妇女研究在我国的学科化建设问题上，仍处于发展、完善阶段，而在与之相辅的妇女研究理论体系也只能是“构建”中的理论或“理论的构建”。中国妇女理论的缺失和不足，对回族女性研究在方法及理论应用上无不是一大缺憾。尽管如此， 为了使回族女性这一研究领域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大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仍须依托一个内涵准确、外延严密，具有回族女性特点的理论基础，使之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准。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研究理论领域有两种发展态势：一是西方女性主义不断拓展视野，扩大研究范围，在批判“男性中心”的同时开始反省自己的“西方中心”；另一是非西方国家的女性研究在“本土”化的旗帜下对学科“重建”（中国以李小江等学者为代表）的强调与努力，这些适应了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对普遍主义的批判和对多元文化的倡导，同时也折射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特点。中国回族女性做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有着自已的传统历史文化，有着与社会并进的现在和未来，同样有着自已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尽管国外，尤其是西方女性研究的学科化建设走在我们前面，甚至在许多方面给中国回族女性研究以启蒙，但回族女性研究也应该和必须是本土化的研究，而不必成为某种框架的追随者。由此，笔者认为，回族女性与乡土化研究（依不同文化地域、不同经济模式而分），
是中国回族女性研究的基本立场与方法。鉴于以上回族女性研究的综合性质，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它所携带的历史文化因素、地域特色和宗教氛围，其研究方法也应有不同的层次。

　　回族女性研究是依托回族民族发展而延伸的一个支系。就空间而言，几乎涵括中国全境（据人口资料显示，在我国2000多个市县中，有95%以上的地方都有回族聚居）。并且任何一个地区的回族女性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载体和灵性， 当然也都有它自身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成熟。基于此，中国回族女性研究又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在研究方法上不可以一概全，更难寻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模式。

　　回族女性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新兴领域，现阶段的回族女性研究大体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回族女性
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对回族女性解放、回族女性发展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原则的研究；另一类是应用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回族女性现状和女性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即围绕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中心和平等、发展的主题，研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女性问题，从总体上说，回族女性在地域、宗教、文化等多因素的影响下，其研究方法应更加重视应用研究和回族妇女现状的调查研究。其次回族女性研究领域的空白点颇多，为从事回族女性研究的人员提供了多维的研究视角，但同时也给这样一种研究提出了挑战。通过对回族现实性的研究，引起回族女性自身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最终对地区有关妇女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回族女性社会学应强调研究的主体化、责任感，关注被研究者的权利、义务、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获利、而是推进回族女性的解放和社会进步。

　　三、回族女性研究的困境

　　(1) 研究客体引发的困境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教育造就了女性非独立自主性的存在，因而亦无真正成熟的女性意识。尽管1949年广大的中国女性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解放，但缺乏文化层面的自觉与反醒。长期以来，在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回族妇女受教育程度偏低，致使社会上，包括回族妇女自身， 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 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这种理解模式它最终导致回族女性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的暴露。

　　目前大部分的回族女性研究成果依然停留在就女性论女性的研究阶段，对女性发展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包括对回族女性问题产生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
讨。与社会宏观环境的脱节使许多问题只能停留在表面化的描述而无法做出深层次的解释， 以至难以
通过回族女性状况研究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难以使回族女性研究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并有效地面对现实的挑战。

　　其次，回族传统文化中一些被制造出来并强加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已深深地存在于回族文化中的每个人的内心，致使回族社会男女性别间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女性自我认同的偏落（相当程度上这一偏落取于回族女性本身对民族文化中性别角色的屈从）。由于男女双方自然性别的差异和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和限制，使其回族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尽相同。通常，回族男性多定位于社会，女人多定位于家庭。这种性别定位，在回族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础，非短时期能轻易更变。

　　（2） 研究理论的困境

　　我国女性研究的出现是在国门打开之后，女权主义开始为我国学者所了解和认同。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引进反映西方主流社会（白人中产阶级社会）的学术观点的背景下，也出于摆脱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国内思想禁锢的需要，我国学者偏重于吸收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及方法，无形中忽略了这种西方思想所赖以产生的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文化背景， 以及它所反映的特定阶层的女性，要求摆脱其遭受的该阶层内部男性中心社会压迫的特定利益这一点。而对与我国处于类似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相似的国内国际背景、较为注重从国内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研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状况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权主义思想介绍甚少。这使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常常以西方主流社会女权为参照点，不仅使其在解释与之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的中国的现实时勉为其难，而且令研究呈现出脱离社会宏观环境、缺乏深层次开掘的不良特征。当前，西方的女性研究已经注意到性别观点与阶级、民族、种族等范畴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但我国对此还了解甚少，更没有通过借鉴其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创造出一套合乎我国社会和妇女发展现实的概念和理论，以至给人留下女性研究倡导男女对立、使女性脱离社会发展现实的负面印象，并很难为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历程的主流社会所认可。李小江女士曾指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 在学术界的发展研究中罕见与之相应的妇女发展理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社会中的妇女发展与学术界的发展研究脱节，在逻辑起点和认识结构上均缺乏有效沟通的渠道。它带来的弊病是：现有的发展理论难以认识和指导现实的女性发展运动，而女性发展的社会实践也未能及时地渗透或推动发展理论”。由于回族女性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以民族学、社会学和妇女学为主体的学术界对回族妇女研究虽略有涉及，但又重视不够，导致其与中国女性研究和民族研究领域的其他学科相比，显得非常薄弱。目前回族女性研究的学科归属仍没有解决学科意识仍待加强，要想使回族妇女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消除与其他学科的巨大差距并真正进入学科主流 就必须努力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回族女性研究学科体系。

　　（3） 研究梯队的困境

　　从全国范围来看，近年来，女性研究人员不断增长，研究阵地也不断扩大，但是，论及回族女性研究与回族女性研究者本身而言，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于研究队伍的狭窄，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从事回族女性研究的人员数量甚少。回族女性研究者主要局限于科研机构、高校、妇联中的少数学者之中，没有将这一研究拓展至社会，甚至还没有在学术界形成自已的研究领域。此外，内部研究成员间联系不密，呈各自为阵之态，个人仅凭性情之所达，而分途摸索。许多相涉研究成果，多呈蜻蜓点水之势，不够深入。（2）回族女性研究者的知识层次不够高。在目前的少数回族女性研究队伍中，女性研究者大多是从各学科、各领域自发转向回族女性研究的，于实际研究操作中，往往存在专业准备不足（女性研究大体系下的理论基础知识的不足与回族女性特有文化背景下的宗教社会文化内涵了解的不足）、知识背景不够等缺陷。（3）从目前回族女性研究成果中所呈现的人员构成来看，回族女性问题研究者本人大部分都是女性，虽然这在回族女性研究的开始阶段是一种必然现象，但也反映了回族女性研究还没有走出狭小的圈子，没有引起社会及学术界的真正重视。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某些回族男性研究者心目中，存在一种潜在心理，即：男性研究女性有损男子的身份。而对女性学者来说，虽然踏进了研究领域，作为个人，其研究者主体意识往往是游移的、不自信的，下意识中总是在非主体方向上寻找客观的价值标准。这种主体意识的游移，严重影响着女性学者的科学前途。以上情形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四、回族女性研究的拓展

　　如何拓展回族女性研究的视野，使回族女性研究走向深入？实为一项任重而道远， 纷繁而复杂的
拓荒工作， 需各界学者、同仁的共同关注、共同耕耘。在此，笔者认为，就此而言，至少还需注意回族女性研究中的几个视角：

　　1. 文化地理的因素
　　
　　回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因其形成历程的复杂性，民族聚居的广泛性，使其文化成
为蕴涵了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及民族地域文化特质下的综合回族文化。这种文化的综合性，趋成了中国不同地域回族文化的不同地域表征，概括而言，可归为以从事商业为生计模式的回族商业文化；以依凭土地为生的回族农业文化，及借以牧业地域为依托的牧业商业文化等等，共同构筑了回族文化大视野下的地域回族文化的多元性。在此回族文化的大地域系统下所映照的回族女性文化，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又纷呈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如中原汉文化浸润下回族女性文化的开放与吸纳性，西北宗教文化影响下回族女性文化的保守与内敛性，无不因地域之差异而尽显不同。所以回族女性研究依文化地理的差异而论，应将其置于一个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研究层面，对不同取向，不同地域的回族女性进行比较研究与关注，将有助于回族女性研究这一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2. 历史使命感的注入

　　在回族女性研究中， 需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使命感的注入， 即把回族女性现实研究与未来发展研究结合起来， 只有将这两者实现了很好的结合，才有可能使拥有481万人口的回族女性研究得以深入。在我国现实社会中，回族女性人口比例虽然较大，但在其内部并不处于一个层次上，而是呈多层次状态，其中有甚少的较为高层次的，即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现代知识女性；也有中层的，以要求减轻工作、减轻家务的超负荷劳动并希望得到社会尊重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回族女性；还有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大量农村回族女性，以及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生活在贫困地区、处于求生存阶段的贫穷困苦而且缺少文化的低层次回族女性，此层次中回族女性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就全国范围而言，又尤以西北为甚。不同“层次”回族女性各自的生活处境不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求发展，有的求改善，有的求生存。所以，回族女性研究必须把现实研究与超前研究结合起来，在注意研究现代回族女性的同时，我们应看到现阶段在我国具有自我意识的回族女性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回族女性的需求仍停留在日常生活水平的层面。在这种情形之下，“现代回族女性研究”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的超前研究，而“一般女性研究”则是一种相对的现实研究。回族女性研究应以超前研究带动现实研究，以现实研究推动超前研究，使整个回族女性研究进一步深化与合理化。

　　3. 注重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认识对象间的相同点或相异点的重要逻辑方法，它可以在异类对象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类对象之间进行，还可以在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不同部分之间进行。在回族女性研究中，注重
比较研究，可使研究更加清晰化、系统化。在目前的回族女性研究中， 可以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 第一，不同区域回族女性的比较研究，以青海回族女性研究为例，可进行青海回族女性与中原及周边省区回族女性的比较研究，农村回族女性与城镇女性之间的比较，牧区藏文化中回族女性与汉文化区域间回族女性的比较，青海撒拉族女性与回族女性之间的比较等等，但区域性的回族女性比较研究仍有待于系统化和深入。第二，代际比较，这也是女性研究中易被忽视的内容，多年来，在回族社会，女性发展之路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代际摩擦很多，青年女性与老年女性往往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并存在着相距甚远的要求和观念，因此，回族女性代际一问题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么要想取得对回族女性问题的整体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加强回族女性代际之间的比较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略述，回族女性研究在学术形式上承继了女性社会学的主题、领域、范畴和语言，同时又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研究的新主题和新领域，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民族、性别与文化的关系进入新的诠释空间，回族女性研究可看作女性主义研究与民族社会学视野下的民族女性研究的综合。

　　最后，此文多依凭思后之感，少于实践中的验证，仅作一种空洞意见之叙述。但终因回族女性研究之课题，实为任重而道远，深祈各界关注。今成文，必有许多遗漏与偏落，供有兴此研究趣向的学者平心讨论之心德。